父母，别把焦虑转嫁给孩子(2)

　　儿子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被他妈妈逼着“培优”，从没有过过周末。6年来，妻子把他送进的“培优班”不下30个。儿子自嘲是见不到阳光的人，早晨6时走，晚上11时休息。经常晚上八九时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一看，他斜靠在床上，流着口水睡得正香，手里的书掉在地上，让人心疼！

　　儿子五年级时长出几根白发，当时我没在意。上初中后，儿子白发越来越多，现在看起来像个小老头……我们担心孩子有病，带儿子看了好多医院，看了西医又看中医，医生的结论是孩子精神压力过大。按医嘱买回核桃、黑芝麻给儿子吃，可儿子的白发仍不见少。

　　每天早上6时，妻子准时叫儿子起床复习功课。即便上厕所、吃早餐时，妻子也要让儿子多背几个单词。儿子上小学时，每天下午5时30分放学。妻子在校门口直接将儿子从汉阳接到武昌，赶6时的“培优班”。公共汽车上，妻子一手端饭，一手拿水。儿子在车上解决完晚餐后就上“培优班”了。晚上9时下课回家，儿子还要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

　　并且，这样的妈妈成了一个群体，她们相互交流信息，听说哪个“培优班”好，就会相互告知，然后纷纷去替孩子报名。

　　这些“全陪妈妈”将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提高孩子的能力”，尽管出现了明显的负面效果仍不肯停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是极端的“有劲儿就往孩子身上使”，她们看似是为孩子，但内心中，她们是为自己不能适应社会而焦虑。

　　徐博士说：“很多妈妈，自己完全停止成长了，她们能不焦虑吗？但她们不努力让自己成长，而是将压力全放在孩子身上。她们说，这是爱，但不客气地说，她们是在转嫁自己的焦虑。”

　　转嫁二：把“理想自我”强加给孩子，知识分子要求孩子更上一层楼

　　前面的转嫁方式中，父母一方停止成长，而将“提高竞争能力”的压力完全转嫁给孩子。但还有一些家长，自己并没停止成长，但孩子则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独立成长的另外一个人。只有孩子成功了，自己才有脸面。如果孩子不能出类拔萃，自己会觉得很丢脸。

　　著名教育家徐国静说，她发现工人妈妈们对孩子的发展很满足，她们说，我儿子学习不错，要考大学；女儿成绩不怎么好，但她有梦想，将来一定有出息。但“知识妈妈”们对孩子的标准普遍苛刻，因为她们比的不是孩子有没有考上大学，而是有没有考上清华、北大，是否去了哈佛。

　　这是一种“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距问题。“理想自我”总比“现实自我”高一层，工人妈妈的“理想自我”可能是成为知识分子，孩子只要达到这个水平就行了。但“知识妈妈”的理想自我更高一层，孩子必须达到这个水平她们才心满意足。但在很多方面，工人家庭和知识家庭的孩子的起跑线是一样的，知识家庭的孩子并不比工人家庭有优势，但却承受了父母更高的压力。

　　一个妈妈诉苦说，自己听了很多讲座，看了许多教育书籍，希望女儿能学习绘画、英语、舞蹈和音乐，所以专门在少年宫附近买了房子。尽管这套房子格局不好，又很贵。但上中学以后，她发现女儿成绩变差了，她的“全方位”设计落空了，而且女儿变得特别不听话。自己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会换来这个结果？这位妈妈陷入痛苦之中。

　　徐国静认为，这些父母其实都在不自觉中把自己当成“债主”，甚至逼孩子“还债”，从而站到了孩子的对立面上，亲情关系也变得像“债主”和“债务人”般紧张，这样的家庭环境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转嫁三：孩子是实现目标的对象，教育学家的“完美教育”逼孩子自杀

　　徐浩渊博士也说，一些高知家庭的父母压力是极其沉重的，她知道有两个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学教授，孩子却自杀了。

　　其中一家父母都是某师范大学教师，他们为孩子设计了一套“完美”路线，要求孩子严格按照路线去发展。孩子小时候还不错，但年龄越大问题越多。第一次高考时，没考上重点大学。在父母的要求下，他第二年参加了复考。就在考试成绩公布的前一天，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父母要求的重点大学，他跳楼自杀了。令人痛惜的是，成绩公布后，他的分数超出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这个孩子的父母，作为教育学教授，显然无法容忍“自己的孩子教育不成功”这样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结果无疑是对自己职业的嘲笑和否定。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将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我与它”。前者的特征是，“我”将对方视为和我完全平等的一个人，而后者的特征是，“我”将另一个人当作了自己实现目标的对象或工具。无论目标是多么伟大，当一个人将另一个人视为对象或工具时，这种关系都是“我与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