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家长也成了教育对象

 

　　在校学生叫他的班主任、任课教师“王老师”、“李老师”，学生家长照例也跟着孩子一样叫“王老师”、“李老师”，称呼虽同，但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家长的关系完全不同，显然是无须多说的废话。正如孩子叫他的姥姥曰“外婆”，其父也跟着叫“外婆”，但前者是外孙，后者是女婿，外婆是不会搞错的。但现在的许多教师，却似乎连外婆的分辨力也没有。教师们把学生家长视同学生，要训就训，要骂就骂，想讽刺就讽刺，想挖苦就挖苦，毫无顾忌——除非个别家长是大人物，这时教师的谄媚之态则溢于言表。

　　我也是学生家长，也开过家长会，也到学校去恭聆过校长、教导主任、大队辅导员、班主任、任课老师耳提面命式的、恨铁不成钢的种种教诲——其口吻一如警察在马路上任意训斥盲流。仿佛孩子不成器（其实未必是不成器，更可能是不驯服或有个性，不合于很不完善的学校里的种种陋规），就是家长的不成器；仿佛孩子不成器，家长应负全部责任，而教师倒全无责任。假如孩子完美无缺，家长为什么还要花钱送他到学校去受教育？假如家长必须对孩子在学校的考试成绩和种种表现负全部责任，家长为什么不干脆在家里开私塾挣钱？警察训斥盲流虽然未必对，但他的自我定位没什么大错：警察确实不负有教育责任。警察的态度当然需要改进，警察应该更尊重盲流乃至其他同胞，虽然分工不同，但盲流与警察同为共和国公民，理应相互尊重，而不是盲流对警察单方面臣服；正如嫌犯在被正式剥夺公民权之前，作为公民而非臣民必须受到尊重一样。

　　然而教师是干什么吃的？如果教师把自己视同警察，学生和家长为什么还要叫他“老师”？教师要改进的不仅仅是对家长的态度（且不说对学生的态度），更需要改进的是自我定位。教师必须知道：家长不是他的教育对象，他完全没有资格训斥家长，哪怕这位家长的孩子确实给他添了麻烦——他嫌麻烦可以不干这份工作，但不能既要这份薪水又拿家长撒气。更何况，孩子虽然在遗传意义或法律意义上是个别家长的后代，但孩子从根本意义上是未来的共和国公民。教师教育孩子，不是受家长的私下委托，而是受国家和社会的公开委任，教师对学生负责，不是为孩子的家长尽职，而是为国家和社会尽职。教师对学生如果不尽职，也不是对孩子的家长渎职，而是对国家和社会渎职——因此，处罚违规教师的不是家长的家法，而是国家的公法。

　　个别家长在职位、名望、学识、财富上对教师有个人优势，教师不必卑躬屈膝；个别家长在这些方面处于较弱势地位或非“成功人士”，教师也完全没有资格盛气凌人、居高临下地加以蔑视。否则，就是市侩的功利主义态度，而非称职的人民教师的超功利的高尚价值观。

　　中小学生回家常常会带回教师对家长下达的“指令”，大部分与学业有关，比如由家长协助做题目、查阅资料、购置教学辅助用品，家长成了教师的免费“助教”；小部分与学业无关，比如捐款、捐物（美其名曰“献爱心”）等，家长成了学校开展“爱心”活动的无须征求意见的被动出资人。总之，教师说什么，家长就必须做什么。“说到做到”原本是同一个人的事，但现在分属两个人：教师“说到”，家长就必须“做到”。“老师说”，现在已经比传统中国的“子曰”更为权威，仿佛每一个教师，都成了全体公民的“至圣先师”。

　　先说家长是否应该做教师的免费“助教”。

　　我本人是个作家，而且做学生时一向文理科不偏，在家长中大概属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知识较全面的极少数人，至今可以对付中小学各科的大部分题目。每当孩子“矫传圣旨”后我不得不“遵命”时，我就担心大部分家长是否有能力对付——比如我父母就绝对没有能力对付，但在我就读中小学时根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