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力量

电话在中午打到我办公室。　
　
　　“我是彭尼，是你儿子的学校打来的。”　
　
　　史蒂夫念3年级，从来不闹事，一定是生病了。学校秘书还没开始往下讲，我抓着电话筒的手已经收紧，心里七上八下。今天下午有什么约会？不妙，两个月前排定的一个约会，两点就要开始，到5点才结束。谁可以帮忙看小孩？克里斯蒂？贝思？卡海伦？她们愿不愿意看顾一个生病的孩子？这个时候找得到她们吗？现在到底几点？我脑中一片混乱根本无法看时间。　
　
　　“史蒂夫说他耳朵里有东西。”　
　
　　“耳朵里有东西？”真是没想到，新鲜事。不会传染！也许可以让史蒂夫待在学校，反正一时间也约不到医生。我还是可以去开会。一般解脱的感觉好像禁药一样流窜过全身。　
　
　　“史蒂夫想和你说话。”　
　
　　“妈咪？”他的声音离成熟还有好几年，但轻快的音节带点沙哑男性的声音，尤其是每个字中间换气的时候。　
　
　　“妈咪，我耳朵里有东西，我可以感觉得到。”　
　
　　我像个等待印第安人来到山坡上的西部牛仔，静静骑在马上守望着。我问道：“史蒂夫，跟我说是什么时候的事？是不是别人放进去的？”　
　
　　“不是。”　
　
　　“会不会痛？”　
　
　　“也不会，只是我有点担心。”　
　　
　　别的孩子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引人注意。史蒂夫在家里可能会这样做。　
　
　　但是在学校？在办公室？没吃午餐？又会“担心”，那一定是很严重了。　
　
　　“好，史蒂夫，我先回家拿点东西后就过来。”　
　
　　我刚换这个工作，让我觉得自己很有影响力。我在戴维斯的加州大学法务室里工作。主要是处理犯规的大学生。我们开会讨论他们考试作弊，恶作剧去按火警警铃，然后讨论处罚的问题。我的决定往往立即影响到学生的前途。多半时候我们不会通知家长。只要会前会后我和他们握手，可以感觉他们手心在冒汗。　
　
　　我影响大学生。但在日常生活中对我儿子的影响更大。从他吃的食物到睡的床，从他喜爱的大颊鼠到他的零用钱，全在我掌控范围。但我对这样的权力从不加以思考，日复一日这样过。自我我骑单车上班，每次回家都要辛苦踏登15分钟的自行车。在赶回家的途中，我一边奋力踩踏自行车，一边过滤了脑中的名单；这时候不可能找到保母，还有，“我应该带什么？怎么把东西从他耳朵掏出来？”　
　
　　我丢下自行车冲进屋里，抓起镊子和手电筒。希望史蒂夫耳朵里的东西不深，可以掏得出来。还是可以让它浮出来。但是从医药箱到橱柜都找不到耳药水。慌慌张张又去看了浴室，耳药水毕竟是游泳时用的，算了，放弃吧。　
　
　　我隐隐觉得饥饿，错过了午餐。不过不是跳进车里，快速冲了8条街，在离学校4个街口的地方，史蒂夫正在办公室里等着。他一脸严肃抬头看我，然后静静站起来，深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高些。　
　
　　“史蒂夫，我帮你把它掏出来，要不要去车子里弄？想不想私下弄？”　
　
　　我马上看到答案。他快步走到门边，往停车场走。我打开小客车的车门，他冲过去躺在长沙发座上，嚎啕大哭了起来。我想现在不该检查他的耳朵，所以打开车窗。没想到他跳起来关上车窗。私密的空间、泪水和妈妈，他要的就是这个。　
　
　　我坐过去紧紧把他抱在膝盖上。他表示很害怕，然后问我：“要去看医生吗？”“可不可以拿出来？”我跟他说：“嗯，我还没看，能不能让我看看？”该死的老花眼镜，我把眼镜拿下来，打开手电筒，贴近他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