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儿童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上）

自从心理学家系统研究人类行为以来，情绪调节就一直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课题。近十几年来，随着个体社会化研究的深入和心理教育研究的兴起，情绪调节及其研究的重要性日益为心理学家所重视。并在儿童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本文仅对国外儿童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作一简要介绍。

1 研究现状

从现有文献来看，心理学家对情绪调节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1.1 情绪调节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情绪心理学家对情绪调节的涵义的界定方式，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可称之为适应性界定方式，即强调情绪调节是一种适应社会现实的原情绪和行为反应。例如cole、Miehel和Teti等认为，情绪调节是以一种社会可以容忍的方式，灵活地对一系列情绪（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发展要求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在需要的时候延缓反应的能力。再如，Thomposon指出，情绪调节是一种适应社会现实的活动过程，它要求人们的情绪反应具有灵活性（非呆板）、应变性（非固定不变）和适度性（非唤醒过度或唤醒不足），以使人们能以有组织的、建设性的方式，迅速而有效地适应变化的社会情境。

第二类可称之为功效性界定方式，即突出情绪调节旨在服务个人目的。例如Masters(1991）指出，情绪调节是一种服务于个人目的、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活动。与之相应，Campos（1989）和Smith（1993）等的许多研究也发现，人们调节自身情绪反应的内外过程，尤其是它的强度和久暂性特征，与实现或达到个人目的有关。采用这种界定方式的研究者强调，情绪调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或被动地适应社会情境要求的活动，而且也是一个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活动; 人们是否进行情绪调节以及如何调节，是对社会情境的主观意义及自身应付能力的认知的函数。

第三类可称之为特征性界定方式，即从情绪调节的某一特征或特性着手，对之加以界定。例如，Dodge(1989)从其操作过程着手，认为情绪调节是激发一种活动以调节（减弱、增强或改变）另一种活动的过程。Cicchetti、Ackerman和Izard（1995）强调情绪调节的动力特性，认为情绪调节是一个发生在意识内外的、包括生理、认知、体验和行为反应的动力组织系统，其功能是驱动和组织行为，以从一个或多个方面（生理、认知、体验和行为）适应特定情境。Salovey和Mayer（1990）从情绪调节在人的智能结构中的地位入手，认为情绪调节是情绪智能的主要成分之一，并将之视为Gardner的社会智能结构中的一个亚成分。

当然，这三种界定方式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认识情绪调节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