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儿童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中）

1．4 情绪调节与早期社会化

这方面的情绪调节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一是父母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影响。有许多研究发现，父母或看护人对儿童情绪行为的反应，以及父母之间或看护人之间的情绪相互作用（如父母之间的冲突），对儿童的情绪及情绪调节有重要影响。还有许多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及其同伴交往能力，与其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密切相关，那些在同伴中情绪表现较积极的儿童，其父母的情绪表现也较积极。因此，许多研究者指出，如果父母能经常以适应孩子情绪社会化实践的方式，对孩子的情绪发展作出反应，会对孩子的情绪调节以及调节策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是早期社会化对情绪调节发展的性别差异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关于社交中可以接受的情绪表达方式，男孩和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获得不同的信息，特别是在表达愤怒等消极情绪方面。例如，Malstesta和Haviland(1982）的研究发现，母亲常对女婴表达的愤怒作出严厉反应，对男婴则较少作出同样反应。Saarni（1992）在一项研究中，给儿童讲了一个引发消极情绪的故事，并让儿童提出最好的应付策略，结果发现男孩更多地选择愤怒反应，该研究对其原因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似乎男孩觉得他们在表达愤怒的方式的选择上较少受限制，而且他们更多地考虑如何使自己心里更舒服。Barrett（1998）等的研究也证实，女孩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更明显地受父母社会化的影响；对女孩的愤怒加以管理和控制，是我们的文化习俗之一。

1．5情绪调节与社交情境

经大多数论述情绪调节的文章都强调，情绪调节发生在特定的社交情境中，其操作既与情境要求及个体对这些要求的认知评价有关，又与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社交关系的类型特性有关。例如，Lempers等（1992）通过对冲突行为的研究发现，11至17岁的儿童报告，朋友之间较少发生冲突，似乎朋友之间情绪调节较好。然而，另有许多研究发现，在封闭的社交情境中（儿童对与谁交往、交往多长时间毫无选择），朋友之间的冲突比非朋友之间的冲突更剧烈、更持久。此外，大量的日常观察研究也发现，人们最容易对自己的亲人（父母、妻子、孩子）发火，相反对外人常表现出有所调节的情绪行为。这与人们认知上的控制判断有关，因为人们总认为对自己的亲人发火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与之相应，情绪凋节的选择似乎也取决于情绪指向者是不是个权威人物。Underwood，Coie and Herbsman（1992)的研究表明，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很少对权威人物表现出愤怒；而对非权威人物，人们的情绪调节就可能具有更多的自由度。

另外，Braurgart和Stifter（1991）的研究发现，那些母婴依附关系较差的婴儿，在遭受痛苦体验时，比母婴依附关系较好的婴儿更多地使用自我安慰的情绪调节方式（如吸吮手指）；而且，这类婴儿在与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