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儿何时发育完全

近年来，随着高科技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生命科学领域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对于堕胎的观点正不断经受着冲击和挑战。堕胎是尊重人权还是践踏人权？是合乎道德准则还是违反法律规定？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抛出了针锋相对的论调。在英国，这场争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如果说，15年前一个早产儿出生在英国的一家医院里，等待他的多半是死亡的命运，因为当时还未发明一种被称为表面活性剂的特效药，它能有效改善早产儿发育不良的肺部功能。而现在情况则大不一样，由于新型药物和医疗设备的不断问世，医院都配有专门的仪器对早产儿的心、脑、肺等器官进行实时监测，即使是最轻微的异常也能迅速察觉，这就保证了大多数的早产儿能发育成健康的宝宝。

　　在英国，有很多家新生儿康护中心看起来更像是高科技武装起来的托儿所。面对那些熟睡中的婴儿以及使他们得以生存的高科技，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堕胎权，但它却是医学伦理学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技能够轻而易举的改变人们对于堕胎的观念，而数十年来的示威、游行和争论却从未做到这一点。赞成堕胎的人士迄今已占英国人口总数的64%，他们主张“堕胎合法，人人适用”；反对派占到了英国人口总数的25%，他们认为从精子和卵子结合的那一刻起，受精卵就已变成了具有生命的人，因而堕胎是违背道德的。

　　从保护妇女健康的角度出发，英国政府在1967年颁布了堕胎法案。从那时起，赞成堕胎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该法案规定，妇女有权中止妊娠，前提是获得两位医生的首肯并遵医嘱服药。而在该法案出台之前，大多数意外怀孕的未婚女性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有的勉强成婚，有的当未婚妈妈，还有的去一些非法的私人诊所把孩子打掉，而这样做往往造成孕妇终身残疾甚至丧失生育能力。

　　如今，技术上的巨大突破使得支持派和反对派原本针锋相对的观点变得毫无联系了。正如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格兰·麦克吉所说：“现在完全可以实现子宫外授精。这样的话，你就无法再给怀孕或胚胎这两个词下个准确的定义了。”

　　研究人员目前正尝试将卵巢和表皮细胞制成胚胎，并最终使之发育成胎儿。因此，如果说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生命何时开始的话题变得过时的话，那么堕胎这个话题也许就要重新展开讨论了。

　　医生们甚至预言，人造子宫的时代即将到来。格拉斯哥大学法律和医学伦理学院院长谢拉·麦克里安对此评论说：“若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关于堕胎的争论将被颠覆的底朝天，因为目前的法规都是把孕妇的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来自格拉斯哥的马格利特·卡特希尔以她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医学技术正在挑战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包括生命何时开始、如何开始以及如何对待怀孕等等一系列的观念上的挑战。马格利特在27岁时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当时她已怀孕10周。她当初的理由是要做一个时尚的、事业型的女性。9年后，她又做了第二次手术。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在手术后的体检中，她被查出仍然怀孕。原来她怀了双胞胎！一个被打掉了，另一个存活了下来。当马格利特看到胎儿的心跳和摆动的手臂时，她改变了主意，不愿再把这个孩子打掉。“我突然意识到她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什么细胞组织。”如今，马格利特的女儿帕梅拉已经是一个19岁的大姑娘了。

　　有些情况下，医学设备的更新换代也影响着孕妇的决定。波士顿的助产师艾里克·科洛克对此深有感触，“以前的超声波成像技术只能使人看到模糊不清的图像，而现在的设备能监测到只有39天的胎儿的心跳。你能清楚地看到12周的胎儿手指和脚趾的图像，这足以让打算堕胎的孕妇冷静下来，重新思考自己的决定。”

　　但在多数情况下，她们的立场不会轻易改变。正如玛丽莲·帕丽所说：“来这里的妇女大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们立场坚定，那些胎儿的图片是不会改变她们的主意的。”玛丽莲是MarieStopesInternational机构的医药顾问师，该机构是家从事计划生育的慈善组织，每年实施近5万例流产手术，占全国四分之一左右。

　　超声波技术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及早发现问题，减少妊娠后期堕胎的危险。波士顿大学妇产科医学学科带头人彼得·苏德希尔解释说：“现在我们可以诊断出胎儿80%左右的畸形问题，大部分都能在子宫内得到矫正。即使有些不能矫正，我们也能及早发现。”

　　现在，英国有近三分之二的堕胎手术是在妊娠10周内实施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妊娠早期做手术更加安全，孕妇死亡率更低（从1972年的12人下降到1994年的2人）。另一方面归功于避孕技术的不断创新，特别是一种被称作Depo-Provera的荷尔蒙注射剂的广泛使用，使得意外怀孕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最近，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增加口服紧急避孕药的剂量能有效减少人流次数，通常情况下在房事72小时内服用双倍剂量的这种避孕药能达到更理想的效果。

　　胎儿何时变成一个真正的人？关于这个问题，人们直到不久前才达成共识：即在妊娠的第24周，这也是做人流手术的上限。但现在，这一观点也受到了挑战。

　　牛津大学药理学教授兼皇家学院院长苏珊·格林费尔德认为在24周之前胎儿已经具有了意识。而按照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专家组的观点，有意识的生命（即能感觉到痛）是在妊娠24周时出现的。

　　但是这项研究的结论并未得到证实。伦敦大学帝王学院从事生育研究的罗伯特·温斯特认为，“很难判断出胎儿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疼痛的意识，也许是在12周，也许是在24周，甚至也许到出生以后才会有这种感觉。当然对于孕妇而言，越到妊娠后期越会慎重考虑堕胎。政府出台堕胎法案的用意也在于此。”

　　但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觉得这项法案被滥用了。比如2003年12月在英国切斯特市发生的牧师状告警察的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切斯特市一家医院的医生为一位妊娠后期的孕妇做了人流手术，原因是检查出胎儿上颚开裂，这原本可以通过一次外科小手术矫正而无需堕胎。因此，医生是要承担手术责任的，但当地警方却依据堕胎法案对医生免予起诉。于是，一位名叫乔安娜·吉普森的牧师状告当地警方失职。这件事曾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也引发了有关人士对堕胎法案的重新审视。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很难回答生命何时具有精神上的意义这个问题，其答案已经跨越了科学的范畴。医学技术的突破大大提高了早产儿的存活率，即使是24周左右的、以往被认为难以存活的胎儿也能顺利生存下来。2001年1月，玛丽莎·伍兹在加迪夫的威尔士大学附属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乔治娜。这个早产儿在妈妈体内仅仅呆了22周，就迫不及待的来到了这个世界。在出生的头几个月，她经受住了多种疾病的考验，顽强的活了下来。如今，她已是一个活泼可爱的三岁小女孩了，除了肺部容易感染之外，身体其他部位都非常健康。话又说回来，如果按照24周是堕胎上限来处理的话，乔治娜完全有可能来不到这个世界。难怪医生们抱怨说，在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面前真不知该如何处理。

　　即使是在外科手术室，人们对患者究竟是“胎儿”还是“人”也存在着不同理解。在产前外科手术中，医生们可以对子宫里20周大的胎儿实施手术，治疗诸如心脏畸形或脊柱开裂的疾病，避免造成日后更为严重的后果。学术界和法律界人士称此时的患者为“胎儿”而不是“人”，但医生和护士们还是习惯称他们为“病人”。

　　与英国人日益开放的态度相反，美国人对堕胎的态度则保守得多。2003年11月，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有争议的提案，该提案禁止孕妇在妊娠20周后堕胎。如今，已有人对该提案提出异议，并提交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该提案在英国未获批准）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美国，愿意实施堕胎手术的医生已经从1982年的2900人下降到2000年的1819人，其中有些人经常受到死亡威胁。阿拉斯加的威廉·哈里森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平均每年要做700例手术，尽管他的办公室四周都配备了警卫，但还是时常受到汽油瓶、燃烧弹的袭击。对此，他并没有退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做他的手术。他解释说：“原因很简单，这是女性的基本权利。她们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

　　格拉斯哥大学法律和医学伦理学院院长谢拉·麦克里安认为，大多数人在堕胎问题上并不在乎胎儿何时具有生命特征，而是在乎价值取向，即是尊重孕妇的权益还是考虑胎儿潜在的利益。因为无论怎么说，胎儿是被活生生的制造出来了。

　　与英国人比起来，美国人对堕胎的态度要保守得多。

　　堕胎这一话题还将会引起各种争论。大多数女性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而医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继续对这场争论施加影响并提出一个个新的难题，这些难题肯定会在伦理、道德等多个方面困扰、阻碍着人类。尽管在科技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科学家们还是无法回答一个最基本但又最重要的问题：胎儿何时变成人？在他们能做出回答之前，我们也应问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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